张辉：鸡毛信事件是中国民主进入动员阶段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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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 12:54
中国农民太天真了，以为真的可以分到土地，以为真的会有自己掌握土地的日子，结果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中跟着中共闹了革命。中国农民太善良了，刚刚分了地，就被裹胁进合作化运动的大潮中，又失去了土地。中国农民太可怜了，本以为包田到户就可以发财致富，摆脱贫困，却不想最终又成了改革政策的弃儿，被所谓的改革抛弃了。
中国有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由来已久，学界称为“三农问题”。中国人太多，自古就是农业立国，如果追溯“三农问题”的历史，那就太长了，至少几千年，当然，至多也是几千年。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1927年之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忙于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主导下在折腾“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937年之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十年，但在这个“黄金十年”里农民几乎看见什么黄金；1937年-1945年之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管制下的全中国忙于抵御外辱，农民成了被忽略的一个阶级，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1946年-1949年，国共两党开动战争机器进行内战，中国农民又成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为了摆脱受害的命运，选择了中共开辟的道路，成了推动中共成功建政的基本社会力量。
1949年-1978年，全中国都在被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所折腾，中国农民也在所难免，于是，中国农民又为中国历史付出了巨大的血泪代价。饿死了多少？据说3600多万，准确数字不详，据说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泄露。但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农民通过“剪刀差”外的大剪刀，被切去了很多财富，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1978年整个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左派朋友看来是成绩巨大的，但这个巨大成绩的背后，是中国农民在用史无前例的苦难做支撑。抛开拖拉机和“农业学大寨”的时髦口号，1978年的时候，中国农民吃的、穿的和住的，究竟比宋朝强了多少？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的2008年，中共在邓小平先生的主导下开辟了一个改革时代，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首批受益者。但是，好景不长，在1984年之后，农民又成了改革的尾巴和牺牲品。据民间专家统计， 邓式改革30年来，剪刀差、农业税和土地非法征用，仅这三项就剥夺农民30万亿。现如今，农民非常危险，农村非常危险，农业非常危险，“三农问题”成了影响中国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流民成灾，他们叫“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而不叫公民；农村空巷，年轻农民背井离乡，去办暂住证，混迹在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农业凋敝，森林遭到砍伐，黄土失去植被，河流受到污染，土地大量荒芜，水利设施被闲置或者破坏。
岛国日本有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人口大国印度有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为什么惟独中国有这样严重的“三农问题”呢？因为中国有农民，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二等公民”，因为中国的公民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政府的土地上，失去了更多更平等的创业机会，而土地又不是他们的，他们没有法治下的自由处置权和自由经营权，他们不能在自由处置权和自由经营权中得到完全的土地收益，这是问题的核心之一。有学者说，“三农问题”，根本是土地问题，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完全没错。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21世纪，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都已经转为现代农业，农村成了现代农场，农民成了现代公民，但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依然和几百年之前的状况在实质上相似，问题之所以出现，果然如当局所宣扬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少而农民多吗？不是。河南的农民多，但土地并不少，但河南出现了“三农问题”，而河南人口并不多于日本人口，河南土地也并不少于日本土地；上海土地少，农民也少，这个又与纽约类似，但纽约并不存在“三农问题”；甚至连地广人稀的新疆和西藏也有所谓的“三农问题”，所以，“三农问题”之所以存在并日益严重起来，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
中共问鼎政权60年了，实行“邓式改革”也30年了，每一年中共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毛泽东号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农民革命家，邓小平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但60年缓解不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显然是有根本性的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论毛的土地改革还是邓的农村改革，都不是出于农民做为社会公民的权利需要，而是出于党的统治需要。在中国大陆，一切政策决断的来源不是人民的选择，因为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相反，中共一切政策的缘起，都是出自内部权力转移的需要和政权稳固的需要。胡锦涛先生最近迫不得已地提出要搞什么土地流转，然后又雷声大雨点小，这结局也和中共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政权稳定有关系。权力不是出自人民，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早已被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中国农民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了，只有走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路，只有走公民社会的路。这一点，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原来眼睛不太明朗的人现在也看出来了。所谓学界，所谓精英，如果还在跟着无聊政客摸石头过河，如果还在继续说胡话，那真是昧了良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连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看出来了。
今天早上，本人收到河北省保定市代庄农民的一封鸡毛信，信中反映：代庄村民的数百亩土地在承包给陈、赵和张三人20年后，合同已经完成，但陈、赵和张三人在公权力的暗中支持下，拒不归还村民土地，还变本加厉地企图继续与村委会签定新的承包协议。而这时，代庄村委会早已名存实亡，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担任村委会主任这个职务了。
承包代庄土地的陈、赵和张三人被农民在鸡毛信中称呼为“土豪劣绅”，暗中支持陈、赵和张三人的公权力被称为“官宦”。代庄农民为了收回土地，为了表示对“官宦”的蔑视，放弃了传统的以上访为基本手段的维权方式，而直接发出了5000封鸡毛信表示自己的力量。发出鸡毛信的农民还暗示，这5000封信只是首批，以后还会发出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同时，农民在鸡毛信中援引了《宪法》第40条的规定，伸明了自己行为的正义性。
首先，鸡毛信来自抗日电影，描述的是中国农民用鸡毛信传递抗日消息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的投降做为大结局。中共建政60年之际，鸡毛信又出现了，发出鸡毛信的依然是中国农民，那么，这一次中国农民显然不是在驱逐日本侵略者，他们究竟想驱逐谁呢？鸡毛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们要驱逐的是“土豪劣绅”和无良“官宦”。另一方面，中国的执政集团也应该自问，是什么导致农民回到了60多年前了呢？。
其次，鸡毛信声称，农民尝试过用其他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找过律师，想走法律解决的途径，但律师告诉他们，涉众的土地案子法院一般是不受理的；他们找过记者，企图用公众舆论施加压力来解决，但记者告诉他们，涉众的土地案子媒体一般是不予报道的。律师和记者这样回答农民，在文明国家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但在中国大陆不是笑话，只会使人习以为常。联想到长期以来众多爱滋病患者的案子和呼声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予报道；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众多毒奶粉患者的案子和呼声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予报道，中国人想不习以为常也得习以为常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是依靠规则的，要依靠道德环境里的规则，也要依靠法律环境中的规则。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社会共器，它们已经异化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并美其名曰：中共党的利益至上，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排在党的利益后面。法律排在了统治利益的后面，那么法律和各种社会规则自然也就成了统治者的玩物了，那么被统治者也就想到了用鸡毛信维护自己权利的这样一种方式了。
当统治者连起码的规则都抛弃的时候，被统治者也即将会抛弃规则，当被统治者抛弃规则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基本经验，已经被血和泪水所证实。下一步，中国将向那里去，短期内显然有各种不明朗的前景，但从长期的走向看，不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道路显然已经不行了，不走公民社会的道路显然已经不行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有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已经折腾了100年。在这100年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曾经被扼杀过多次，有时候是因为内战，有时候是因为抗战，有时候是因为动乱，历史的责任该由谁承担，历史自然有个说法。1978年开始的邓式改革无论当局的意图如何，实际上已经开辟了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这个道路很坎坷，有过流泪，有过流血，有过枪声和坦克。但是，中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觉悟已经成长起来了，中国的“公民”也已经开始有了公民的做派了。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就是中国民主的道路。1978年-1984年，是在中共主导下开始启蒙的，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属于启蒙式民主阶段，这个阶段，中共当局功不可没；1984年-1989年，体制内外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个阶段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属于反对式民主阶段；1989年-2008年，在经历了一场血腥之后，中国人学乖巧了，开始用各种方式参与社会进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这个阶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属于民间主导的参与式民主阶段；2008年，人们大喜大悲以后，痛定思痛，那些敢于努力的人，已经在经意不经意间开始为中国民主寻找另外的出路了，已经有了动员的迹象了，于是，今后的阶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将属于民间主导的动员式民主阶段。
回过头了继续说鸡毛信的问题，鸡毛信的意义究竟在那里呢？我想了有想，鸡毛信的意义就是它见证了中国农民学会了独立，意识到了自己独立的公民身份，鸡毛信的意义就在于它预示了动员式民主即将到来的信号。当千百万中国“公民”参与到公民行动的动员之中，我们说，这个社会快有希望了。
（本文首发《公民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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