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一月, 2009
等到啥时能“条件成熟”？
星期五, 一月 30th, 2009
“条件尚未成熟”是官方拖延改革步伐的常用托词。
什么时候“条件”能够“成熟”呢？
大概应该是等到：
——贪官和他的家属们都逃亡到海外，法律上的追诉期限已过；
——或者贪官本人已死，赃款来源死无对证；
——黑钱已经过无数次周转洗白，由贪官的后代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的时候。
……
政治上：
——继续扩大经济发展的规模，以自己的经济成就抵消历史债务；
——经过一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过渡，使今天的自己成功地与过去的自己实现彻底的切割；
——等待一个最有利的国际历史环境，使自己在国际上有最大的发言权和回旋空间，这样可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历史性的改革。
关键是：改革可以——但必须是在能够保住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去改革。所以，所谓“条件成熟”了就是有把握政权的足够资本的时候……
说春晚……
星期三, 一月 28th, 2009
这些年的春晚越来越不好看了，有说是大众欣赏品位提高了，其实非也。在一个舆论和媒体倍受摧残的体制下，央视和春晚就象被按在床上的妓女——既没有发自内心的呻吟，更没有松筋彻骨的高潮，一切表演都是迎合了嫖客的需要……
年年的春晚，大家（可能主要是讲普通话的北方观众）就为看赵本山的小品，至于其它的节目，人们早已不抱任何期待。这就象是一场隆重盛大的婚礼，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是新娘的盖头，而赵本山的小品就像新娘的脸蛋儿，如果这脸蛋儿没有辜负了人们的期待，一阵惊艳之后，还会留下些许赞美。假如这新娘子相貌平平，甚至让人看了不大舒服，大家自然会质疑参加这场隆重的婚礼是不是值得……
相声没有讽刺就没有了生命特征，而今天可以作为相声体裁的各种社会现象又比比皆是，但现在的相声却被政治现实折磨得倒地休克了……，演员们不能在台上对官场的丑恶进行鞭挞，不能对阴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不仅违背了相声的艺术规律，更有违人民大众对相声艺术的“功能期待”。所以，按照官方标准编写和演出的相声，只有脑残患者也许会乐……
做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有那么多文化的精华，那么多的艺术精英，却没有机会与期待他们的大众在春晚上相见，这真是我们时代的莫大悲哀。
文化和文艺，对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面有着多重的再现能力和表达方式。文化和艺术首先是尊重了历史，尊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所以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什么是文化的糟粕，什么是精神食粮，我们应该相信人民大众的审美标准，所以，我们应该把对文化艺术形式的选择权交还给大众，让普通大众去决定春节晚会的节目单。钦点的食谱，目前情况下，不仅食之无味，也很倒胃口……
现在真的很怀念80年代的春晚，尽管也是歌功颂德，但至少还没有被扼杀到如此程度，还能够欣赏到一些艺术精品，还能产生一些流行歌曲，还能留给人们一些经典的记忆……
艺术就是艺术，既然是艺术表演活动，就容不得非艺术的东西对艺术本身进行太多的干扰，提倡“主旋律”不能以摧残艺术，愚弄大众智商为代价……。我们没有高的要求，请尊重文化，尊重艺术，尊重人民——而不是亵渎！
我们不需要舞台上的“三鹿奶粉”！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特色”……
星期二, 一月 27th, 2009
每每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前的官样说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现在的提法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共存……
其实，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除了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之外，经济制度的差异早已经不是姓资姓社的区别了。目前，我们中国对经济体制的管制要比许多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宽松得多，实际上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国际资本冒险家最富刺激性的乐土了。就是说，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上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
那么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吗？许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很专制，也很独裁，甚至是封建的……。所以我们认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既不是经济体制的自由化与多样化，也不在于政治制度的专制。
比较之下，我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冠冕堂皇招牌背后的真正区别——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大小官员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占有公共资源为私利服务，无所不在的贪污和腐败在肆意侵吞和挥霍国家与人民的财产，而纳税人却无权监督制约的制度。就是说，纵容和保护腐败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特色。
当我们看清楚了这种特色的本质后，结论就也就清楚了……
张辉：鸡毛信事件是中国民主进入动员阶段的信号
星期一, 一月 26th, 2009
2009-1-10 12:54
中国农民太天真了，以为真的可以分到土地，以为真的会有自己掌握土地的日子，结果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中跟着中共闹了革命。中国农民太善良了，刚刚分了地，就被裹胁进合作化运动的大潮中，又失去了土地。中国农民太可怜了，本以为包田到户就可以发财致富，摆脱贫困，却不想最终又成了改革政策的弃儿，被所谓的改革抛弃了。
中国有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由来已久，学界称为“三农问题”。中国人太多，自古就是农业立国，如果追溯“三农问题”的历史，那就太长了，至少几千年，当然，至多也是几千年。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1927年之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忙于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主导下在折腾“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937年之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十年，但在这个“黄金十年”里农民几乎看见什么黄金；1937年-1945年之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管制下的全中国忙于抵御外辱，农民成了被忽略的一个阶级，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1946年-1949年，国共两党开动战争机器进行内战，中国农民又成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为了摆脱受害的命运，选择了中共开辟的道路，成了推动中共成功建政的基本社会力量。
1949年-1978年，全中国都在被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所折腾，中国农民也在所难免，于是，中国农民又为中国历史付出了巨大的血泪代价。饿死了多少？据说3600多万，准确数字不详，据说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泄露。但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农民通过“剪刀差”外的大剪刀，被切去了很多财富，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1978年整个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左派朋友看来是成绩巨大的，但这个巨大成绩的背后，是中国农民在用史无前例的苦难做支撑。抛开拖拉机和“农业学大寨”的时髦口号，1978年的时候，中国农民吃的、穿的和住的，究竟比宋朝强了多少？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的2008年，中共在邓小平先生的主导下开辟了一个改革时代，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首批受益者。但是，好景不长，在1984年之后，农民又成了改革的尾巴和牺牲品。据民间专家统计， 邓式改革30年来，剪刀差、农业税和土地非法征用，仅这三项就剥夺农民30万亿。现如今，农民非常危险，农村非常危险，农业非常危险，“三农问题”成了影响中国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流民成灾，他们叫“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而不叫公民；农村空巷，年轻农民背井离乡，去办暂住证，混迹在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农业凋敝，森林遭到砍伐，黄土失去植被，河流受到污染，土地大量荒芜，水利设施被闲置或者破坏。
岛国日本有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人口大国印度有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为什么惟独中国有这样严重的“三农问题”呢？因为中国有农民，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二等公民”，因为中国的公民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政府的土地上，失去了更多更平等的创业机会，而土地又不是他们的，他们没有法治下的自由处置权和自由经营权，他们不能在自由处置权和自由经营权中得到完全的土地收益，这是问题的核心之一。有学者说，“三农问题”，根本是土地问题，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完全没错。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21世纪，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都已经转为现代农业，农村成了现代农场，农民成了现代公民，但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依然和几百年之前的状况在实质上相似，问题之所以出现，果然如当局所宣扬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少而农民多吗？不是。河南的农民多，但土地并不少，但河南出现了“三农问题”，而河南人口并不多于日本人口，河南土地也并不少于日本土地；上海土地少，农民也少，这个又与纽约类似，但纽约并不存在“三农问题”；甚至连地广人稀的新疆和西藏也有所谓的“三农问题”，所以，“三农问题”之所以存在并日益严重起来，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
中共问鼎政权60年了，实行“邓式改革”也30年了，每一年中共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毛泽东号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农民革命家，邓小平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但60年缓解不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显然是有根本性的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论毛的土地改革还是邓的农村改革，都不是出于农民做为社会公民的权利需要，而是出于党的统治需要。在中国大陆，一切政策决断的来源不是人民的选择，因为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相反，中共一切政策的缘起，都是出自内部权力转移的需要和政权稳固的需要。胡锦涛先生最近迫不得已地提出要搞什么土地流转，然后又雷声大雨点小，这结局也和中共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政权稳定有关系。权力不是出自人民，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早已被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中国农民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了，只有走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路，只有走公民社会的路。这一点，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原来眼睛不太明朗的人现在也看出来了。所谓学界，所谓精英，如果还在跟着无聊政客摸石头过河，如果还在继续说胡话，那真是昧了良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连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看出来了。
今天早上，本人收到河北省保定市代庄农民的一封鸡毛信，信中反映：代庄村民的数百亩土地在承包给陈、赵和张三人20年后，合同已经完成，但陈、赵和张三人在公权力的暗中支持下，拒不归还村民土地，还变本加厉地企图继续与村委会签定新的承包协议。而这时，代庄村委会早已名存实亡，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担任村委会主任这个职务了。
承包代庄土地的陈、赵和张三人被农民在鸡毛信中称呼为“土豪劣绅”，暗中支持陈、赵和张三人的公权力被称为“官宦”。代庄农民为了收回土地，为了表示对“官宦”的蔑视，放弃了传统的以上访为基本手段的维权方式，而直接发出了5000封鸡毛信表示自己的力量。发出鸡毛信的农民还暗示，这5000封信只是首批，以后还会发出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同时，农民在鸡毛信中援引了《宪法》第40条的规定，伸明了自己行为的正义性。
首先，鸡毛信来自抗日电影，描述的是中国农民用鸡毛信传递抗日消息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的投降做为大结局。中共建政60年之际，鸡毛信又出现了，发出鸡毛信的依然是中国农民，那么，这一次中国农民显然不是在驱逐日本侵略者，他们究竟想驱逐谁呢？鸡毛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们要驱逐的是“土豪劣绅”和无良“官宦”。另一方面，中国的执政集团也应该自问，是什么导致农民回到了60多年前了呢？。
其次，鸡毛信声称，农民尝试过用其他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找过律师，想走法律解决的途径，但律师告诉他们，涉众的土地案子法院一般是不受理的；他们找过记者，企图用公众舆论施加压力来解决，但记者告诉他们，涉众的土地案子媒体一般是不予报道的。律师和记者这样回答农民，在文明国家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但在中国大陆不是笑话，只会使人习以为常。联想到长期以来众多爱滋病患者的案子和呼声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予报道；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众多毒奶粉患者的案子和呼声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予报道，中国人想不习以为常也得习以为常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是依靠规则的，要依靠道德环境里的规则，也要依靠法律环境中的规则。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社会共器，它们已经异化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并美其名曰：中共党的利益至上，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排在党的利益后面。法律排在了统治利益的后面，那么法律和各种社会规则自然也就成了统治者的玩物了，那么被统治者也就想到了用鸡毛信维护自己权利的这样一种方式了。
当统治者连起码的规则都抛弃的时候，被统治者也即将会抛弃规则，当被统治者抛弃规则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基本经验，已经被血和泪水所证实。下一步，中国将向那里去，短期内显然有各种不明朗的前景，但从长期的走向看，不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道路显然已经不行了，不走公民社会的道路显然已经不行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有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已经折腾了100年。在这100年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曾经被扼杀过多次，有时候是因为内战，有时候是因为抗战，有时候是因为动乱，历史的责任该由谁承担，历史自然有个说法。1978年开始的邓式改革无论当局的意图如何，实际上已经开辟了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这个道路很坎坷，有过流泪，有过流血，有过枪声和坦克。但是，中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觉悟已经成长起来了，中国的“公民”也已经开始有了公民的做派了。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就是中国民主的道路。1978年-1984年，是在中共主导下开始启蒙的，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属于启蒙式民主阶段，这个阶段，中共当局功不可没；1984年-1989年，体制内外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个阶段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属于反对式民主阶段；1989年-2008年，在经历了一场血腥之后，中国人学乖巧了，开始用各种方式参与社会进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这个阶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属于民间主导的参与式民主阶段；2008年，人们大喜大悲以后，痛定思痛，那些敢于努力的人，已经在经意不经意间开始为中国民主寻找另外的出路了，已经有了动员的迹象了，于是，今后的阶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将属于民间主导的动员式民主阶段。
回过头了继续说鸡毛信的问题，鸡毛信的意义究竟在那里呢？我想了有想，鸡毛信的意义就是它见证了中国农民学会了独立，意识到了自己独立的公民身份，鸡毛信的意义就在于它预示了动员式民主即将到来的信号。当千百万中国“公民”参与到公民行动的动员之中，我们说，这个社会快有希望了。
（本文首发《公民月刊》）
http://www.gongfa.org/blog/html/18/2518.html
写在牛年首日
星期一, 一月 26th, 2009
今天，2009年1月26日——农历乙丑年正月初一。
想想过去的2008年，不仅自己囧态连连，我们国家的华南雪灾、四川地震、瓮安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可谓多灾多难；台湾国民党大选胜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神舟七号宇航员太空行走……也算是好事桩桩。2008——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抛开自己一年的囧态，合上鼠年日历，
舒展一下腰肢臂膀，我要大口呼吸新鲜的口气。
而今迈步从头越——满怀希冀……
不计星转斗移，无论走到哪里，
但求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谁怕“人肉搜索”？
星期三, 一月 21st, 2009
最近，徐州市出台了一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禁止网络“人肉搜索”。该条例遭到大多数网民和媒体的质疑。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网民反对立法禁止人肉搜索，认为“不利于草根监督”，只有4%的网民表示赞同，认为“人肉搜索弊大于利”。
当“人肉搜索”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们还没有被整肃之时，却有人急着要对“人肉搜索”进行整肃啦——由此可见，中国的腐败已经远远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可以说是一个能够让腐败者为所欲为的乐土。所以“人肉搜索”让什么人如此草木皆兵，如此风声鹤唳，大家再清楚不过了……。
是不是应该禁止“人肉搜索”，我们看一看“人肉搜索”都搜到了什么人、什么事就清楚了。一年来，从陕西的“周老虎”到辽宁西丰县的最牛县委书记、深圳海事局的林嘉祥，再到南京的周久耕……，虽然从理论上讲“人肉搜索”是把双刃剑，但到目前为止，这把双刃剑尚未伤及无辜，而被伤到的除了下三烂的骗子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贪官——总之，没什么好人。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百姓何惧它“人肉搜索”还是什么“狗肉搜索”的……？所以，普通守法公民，尤其是对贪污腐败恨之入骨的人们是不可能想到要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而欲除之而后快者，不是贪官污吏，也是腐败链条上的“利益攸关者”。所以，立此法者，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耶……
习以为常的腐败……
星期三, 一月 21st, 2009
地方官员以种种借口，用公款给中央各个党政机关的首长或其他“用得着”的官员们大送年礼的景象，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这些在西方国家肯定要丢官甚至下狱的行为，在我们标榜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党政官员面前，却成了一种“荣光”和“面子”……。怪不得每当有人宣传反腐败就会被扣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帽子，一提政改，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当今腐败官员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挡箭牌。所以，我们国家的政治改革首先要反腐败，要抛弃那些掩盖着肮脏腐朽本质的骗人招牌。坚决打击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腐败现象。
下面转载的这个报道其实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现象了，可是上至胡锦涛，下至普通纪检官员，有谁站出来断喝一声了？这些用来填满官员私囊的钱物，哪一分不是人民大众的血汗钱，谁给他们权力用来为自己的私利去行贿了？？？
———————————————————————————————-
年关将近各地折腾 送礼车龙围堵京城
2009-01-21
【星岛网讯】各地民工正忙着返乡团年之际，在北京却有另一番景象。年关前夕，各地送礼车辆纷纷涌进京城，曾在奥运后大为改善的交通状况，如今又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拥堵当中。
香港《大公报》报道，在各大部委集聚的西城，出租车司机李女士每天都对著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龙发愁。“快过年了，各地的车都进京了，这路真是没法走。”她说，每到年关，这样的拥堵都会出现，在一个地方堵上半个小时的情况并不稀奇。
据了解，在北京大街上平均七八辆驶过的小轿车中，就有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地区更是遍布全国，远至广东、内蒙、辽宁，近到天津、河北、山西，可谓百川归海。
在西城的三里河附近各大部委聚集的路段尤为热闹，每日都有不同地区牌照的车在各个门前停下又离开，不少拎着大小盒子的人们在传达室门口等候。
据媒体报道，某些国家机关供职的公务员们常常能够收到价值不菲的礼品卡和商场购物卡。所谓“送礼不一定能办事，不送礼肯定坏事”，这几乎已经成了官场“潜规则”。
去年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党籍官员在2009年元旦、春节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工作，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严禁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共青团农村工作会议上，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也曾明令各地团组织，春节前不许去团中央“汇报”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也曾公开表示：“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
然而，这些却似乎都不能阻止各地按照“惯例”，在年关“折腾”一把。
编者按：农历新年将至，虽然金融海啸仍未过去，但要花钱的人绝对不会浪费时机。在北京，就出现了春节前夕的“过节奇观”：道路上塞满了小轿车，小轿车里塞满了各种礼品。被物质化的人情世故暂时驱散了金融海啸的阴霾。不过有学者提醒，逢此经济时局，人们期待的是扩大“公众消费”，而不是扩大“公款消费”。
何谓“跑部进京”？
各地（或各单位）驻京办很多都成为该地（或该单位）在京的“联络处”、“情报”收集站，因为这些驻京办大多与中央各部委有往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争相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所谓“跑部进京”，就是说利用这些驻京办的关系网，跟相关部门“勾兑”，达到要项目要资金的目的，在各个部委、各部门跑动，钱就进来了嘛。
彻底的反腐败就是最好的“政改”
星期一, 一月 19th, 2009
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理论界的菁英们发表了很多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和言论，探讨寻找政改的突破口问题。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和经济差异……等等都是非常的巨大。在这样的国情前提下，如果简单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理解为对国家权利的无限分解和公民权利的无限放大，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制约体制腐败和官员的腐败；尽快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保障人大代表能够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行政官员对人大负责，而不是对政党负责；允许合法媒体刊登未经核实的举报线索（当然，举报失实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国家出现的绝大多数负面问题几乎都与官员的腐败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如果我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能够把防止腐败的问题圆满解决，就是政改的最大成功。后续的改革就会水到渠成，顺利进行。
谁在保护腐败……
星期天, 一月 18th, 2009
14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安排今年要重点进行的八项工作中，还是没有提及多年来人民大众普遍关注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们国家从最高领导层到各个级别的基层领导，普遍存在的对接受人民监督的恐惧心理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世界各个民主国家普遍通行的，最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无论是从技术措施、还是社会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的愿望出发，既具有可行性，更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可是为什么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对这一符合国家利益，人民愿望的要求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装聋作哑呢？？？这种不可思议的态度如何让人民大众心服口服，相信你们冠冕堂皇的宣传呢？？？到底谁是反腐败的主导力量，谁是腐败利益的保护伞？
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察其言，观其行，相信人民群众有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和制度上继续放任这种腐败去蔓延，相信人民群众终有一天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行动起来同这种祸国殃民的腐败行为做最后一搏的……。
中国网民数达2.98亿 网络娱乐性明显下降
星期二, 一月 13th, 2009
随着3G时代的到来，无线互联网将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趋势。而在网络求职、网络购物等实用型互联网应用率大幅增长的同时，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娱乐型应用的使用率则呈现下行趋势，中国互联网正经历着由娱乐化应用向价值应用时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