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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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昨天与韩国总统李明博结伴来中国参加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再次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实，早在第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已经向日本提出了这个构想，但被日本所拒绝。如今鸠山首相上任伊始就在9月的联大会议上主动向胡锦涛倡议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不出一个月又再次提出此项建议。
我认为，从长远看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重建“大中华共同体”的大好时机。
其实，所谓的东亚共同体就是当初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再版，只是时代不同了，中国 和韩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早已不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了，日本在国际上的任何作为都不得不看着中国人的脸色。实现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再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了。
以中国悠久的文化影响力和人民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巨大的人口基数，对于日本、韩国的关系越是紧密，我们的同化能力就越是强大。所以，假如我们大胆假设当初的“大东亚共荣圈”能够在中国的支持下顺利实现，两国人民大规模相互流动迁徙，估计今天的日本人早就被中国人给同化得差不多了……，中国人也会在度过一个被压迫的时期后重新崛起，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恐怕已经走向消亡。
由于文化和人口的因素，中国注定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最大赢家和最后赢家。所以，我认为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给予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以最大的支持。而且在民族融合与同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也会对日韩两个国家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加以吸收，从而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国土也会在大一统的过程中逐渐恢复到历史上鼎盛时期的范围。
终于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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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中国在同力拓等矿业垄断公司的谈判中总是在还没开始舞枪弄棒呢就先败下阵来，乖乖地接受对手开出的高价格，真叫国人欲哭无泪，我们的这些莫名其妙的经济损失甚至超过了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们怀疑，我们诅咒，可以肯定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果不其然，今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力拓竟然还是信心满满地敢于继续要挟中钢接受他们开出的价码，这简直太叫人不可思议了……。近日谜底终于被揭开了——我们自己出了家贼，说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再恰当不过了。这些人为了私利，不仅仅是坑害了某一个企业的利益，而是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痛下杀手，把全中国人民在振兴国民经济的关键阶段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化为乌有。对这些人不处以极刑能平民愤吗？能震慑那些在其它领域里继续出卖国家利益的家贼内鬼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因为在政府高官里出了卖国贼，出了境外资本的代理人，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无法用数字计算，可这些却少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好好的大飞机项目被当时的民航局长沈图给否决了，代之以麦道公司的麦道82组装项目，这不奇怪吗？难道一个民航局长就有扼杀如此重要民族产业的权力吗？沈图收完了巨额赃款逃亡国外享福去了，纯粹的贪渎分子完全可以被引渡回国接受人民的惩罚，可是在上层却没有人胆敢为此发声……原因何在？因为在沈图之上，我们还有更大头衔的汉奸在那儿撑着呢……。结果我们自己的大飞机项目被荒废了几十年，简直是祸国殃民至极，杀几个来回都不为过！
几十年来，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行为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我们却少有追究，这次国安局抓了力拓的中国员工，相信只要认真办案，定会使一大批与之关联的内鬼落入法网。
拭目以待吧……
新疆7.5事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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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7.5事件的爆发是必然中的偶然，新疆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民间爆发一些冲突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有一点偶然性——就是韶关一家企业的维族员工和当地汉族员工之间的偶然误会引发的暴力冲突被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分裂势力加以放大渲染和误导，从而导致了这次大规模民族冲突的爆发。
纵观这次冲突的全过程，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这个事件能够被放大到如此规模，造成这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对民族关系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是有着深刻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也暴露了我们民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民族平等与民族关系融合方面的许多现行政策看来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省和检讨，现行的民族自治区方式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根本措施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研究。
这次冲突与以往由三种势力分子袭击杀害军警和政府官员的方式不同的是以普通维族群众伤害无辜汉族百姓的方式向政府宣泄维族人的不满情绪。尽管有分裂势力暗中鼓动，但由数千人参与的暴力活动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地统统归结于外界的影响，我们内部实际存在的，长期积聚起来的民族矛盾绝对是一个无法掩盖的原因，而且是酿成此次冲突的根本原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干柴和火种，任由外界怎么扇风，我们自家院里也绝不会起火的……。
其次，此次危机的处理过程引起了汉族受害群众的极大的不满，这就像来救火的消防队员在火苗还很小的时候不及时灭火，等火烧大了，房倒屋塌，人死了，才开始动手扑火。何以如此？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难道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证明热比娅和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恐怖组织性质就一定要牺牲这些平头百姓的生命作为代价吗？政府给每位死者20万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就能够抚平受害家庭的伤口，化解世人的狐疑吗？
什么事情都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时间会回答所有的问题，真实的答案需要等待……
推荐一个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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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indexlist_1288947710_2.html
这是著名法律学者和律师 滕 彪 的博客，希望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够了解他，认识他，支持他……
有容乃大——我看剑桥讲演扔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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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温家宝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台下一名德国留学生突然起身高喊“你们为什么让一位独裁者演讲？”。在保安人员试图将其驱逐出会场时，这名男子向温总理所在的演讲台投掷了一只鞋子。温总理在随后继续演讲前表示：“这种卑鄙的伎俩无法阻挡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对于一位世界闻名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做为一个有争议的，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领导人来说，类似的抗议和干扰行为应该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
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那些名高望重、见过大世面的大人物们一般来说都能够随机应变，借机演出一幕人们津津乐道的花絮趣闻，从一个侧面反而提升了国家和个人的良好形象。
一个大国，她所面对的各种国内外问题非常复杂，民族的、历史的、制度的、经济的、领土的、军事的、外交的……，每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衍生出无数大小事端，一个国家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拥护，引来一些人的不满和抗议是很正常的现象，何况我们国家还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负面问题，我们对此根本没必要神经过敏，大惊小怪。我们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只要我们走得正，做得对，就没必要去理会别人说什么。
做为德高望重的大国领袖，面临一些不期而遇的抗议和尴尬时，首先要具备的是宽容的度量，然后才是机智和幽默。这次温总理遭遇的场面不算激烈，只是多少有些尴尬，但我认为一向名声极佳的温总理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不太理想，至少他错过了一个可以更好展现大国领袖风范的绝佳机会。他实在没必要去指责那个闹场的青年学生“卑鄙”，这一声“卑鄙”不仅永远把那个学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还显得自己有点小肚鸡肠，不仅个人丢分，泱泱大国的气度也跟着打了折扣……。
假如温总理当时能够温文尔雅地对那个学生表达出一点遗憾的同时，也表达出希望那位学生以后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邀请他去中国旅行访问，实地接触中国人民……，效果肯定要好过指责他“卑鄙”千百倍……。
如果当时温总理真这么说了的话，那才是胸襟广阔的大国风范！获得的掌声会更长久……
泱泱大国应该有足够大的包容性，一国的领袖既代表个人，更代表国家。
大国之大——有容乃大。
外国如何管理“特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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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执法过程摄像备案
美国警察局对特种车辆使用特权有严格的限制:美国警车的标准配置包括
摄像机和录音机，在执行公务时必须打开，以便摄录执法的全过程，除
了给警察留下证据，对其本身也是一种监督。美国政府部门公务车都喷
涂有“政府用车”字样，但这不是特权的象征，反而更便于公众监督。
一旦公务车交通违章，想拉关系逃避处罚是毫无用处的。
英国 政府用车没有特权
英国最有“特权”的车是警车，众所周知，警车从来不管限速，警报一
响，就是公务。在2004年，英国全国有40多人因为警车车速太快，躲避
不及被撞死，使得英国警车遭到公众的广泛质疑和内政大臣的批评。但
除了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之外，英国政府用车则和普通车辆一样，必
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违反规定一样将受到处罚。
韩国 交警绝不优待官车
韩国对公务车等“官车”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在首尔，“官车”没有
任何特权，牌照与普通车辆无异。交警对“官车”也没有优待，从来没
有闪灯、开道和优先通过的待遇，“官车”的司机一旦违章照样受罚。
德国 政府车辆没有优待
在德国，“特权车”只在非常紧急和必要的情况下才存在。警车和急救
车在道路上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车辆听到后面有警车或救护车的笛声都
必须让行，即使堵在马路上也要让。但除此之外，德国对政府用车等公
务车的管理与对普通车辆的管理没有任何区别，在交规上不会有任何优
待，一旦发现违章便立即处理。
俄罗斯 “特权车”飞扬跋扈
俄罗斯是“特权车”情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俄法律，在街上行
驶的普通车辆必须给“特种车辆”让路，“特种车辆”包括政府高官的
专车、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政府官员乘坐的“特权车”从来不遵
守交通规则，在街上横冲直撞。此外，在莫斯科主要街道还设有“特权
车道”，老百姓的车和公交车都不能上这条道，否则就要被罚款。有些
官员甚至把自己的“特权车”出租给有钱人，在民众中引起极大不满。
等到啥时能“条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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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尚未成熟”是官方拖延改革步伐的常用托词。
什么时候“条件”能够“成熟”呢？
大概应该是等到：
——贪官和他的家属们都逃亡到海外，法律上的追诉期限已过；
——或者贪官本人已死，赃款来源死无对证；
——黑钱已经过无数次周转洗白，由贪官的后代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的时候。
……
政治上：
——继续扩大经济发展的规模，以自己的经济成就抵消历史债务；
——经过一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过渡，使今天的自己成功地与过去的自己实现彻底的切割；
——等待一个最有利的国际历史环境，使自己在国际上有最大的发言权和回旋空间，这样可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历史性的改革。
关键是：改革可以——但必须是在能够保住执政党地位的前提下去改革。所以，所谓“条件成熟”了就是有把握政权的足够资本的时候……
说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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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的春晚越来越不好看了，有说是大众欣赏品位提高了，其实非也。在一个舆论和媒体倍受摧残的体制下，央视和春晚就象被按在床上的妓女——既没有发自内心的呻吟，更没有松筋彻骨的高潮，一切表演都是迎合了嫖客的需要……
年年的春晚，大家（可能主要是讲普通话的北方观众）就为看赵本山的小品，至于其它的节目，人们早已不抱任何期待。这就象是一场隆重盛大的婚礼，春晚所有的节目都是新娘的盖头，而赵本山的小品就像新娘的脸蛋儿，如果这脸蛋儿没有辜负了人们的期待，一阵惊艳之后，还会留下些许赞美。假如这新娘子相貌平平，甚至让人看了不大舒服，大家自然会质疑参加这场隆重的婚礼是不是值得……
相声没有讽刺就没有了生命特征，而今天可以作为相声体裁的各种社会现象又比比皆是，但现在的相声却被政治现实折磨得倒地休克了……，演员们不能在台上对官场的丑恶进行鞭挞，不能对阴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不仅违背了相声的艺术规律，更有违人民大众对相声艺术的“功能期待”。所以，按照官方标准编写和演出的相声，只有脑残患者也许会乐……
做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我们有那么多文化的精华，那么多的艺术精英，却没有机会与期待他们的大众在春晚上相见，这真是我们时代的莫大悲哀。
文化和文艺，对时代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面有着多重的再现能力和表达方式。文化和艺术首先是尊重了历史，尊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所以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什么是文化的糟粕，什么是精神食粮，我们应该相信人民大众的审美标准，所以，我们应该把对文化艺术形式的选择权交还给大众，让普通大众去决定春节晚会的节目单。钦点的食谱，目前情况下，不仅食之无味，也很倒胃口……
现在真的很怀念80年代的春晚，尽管也是歌功颂德，但至少还没有被扼杀到如此程度，还能够欣赏到一些艺术精品，还能产生一些流行歌曲，还能留给人们一些经典的记忆……
艺术就是艺术，既然是艺术表演活动，就容不得非艺术的东西对艺术本身进行太多的干扰，提倡“主旋律”不能以摧残艺术，愚弄大众智商为代价……。我们没有高的要求，请尊重文化，尊重艺术，尊重人民——而不是亵渎！
我们不需要舞台上的“三鹿奶粉”！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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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前的官样说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现在的提法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共存……
其实，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除了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之外，经济制度的差异早已经不是姓资姓社的区别了。目前，我们中国对经济体制的管制要比许多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宽松得多，实际上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国际资本冒险家最富刺激性的乐土了。就是说，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上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
那么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吗？许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很专制，也很独裁，甚至是封建的……。所以我们认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既不是经济体制的自由化与多样化，也不在于政治制度的专制。
比较之下，我们终于发现了隐藏在冠冕堂皇招牌背后的真正区别——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大小官员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占有公共资源为私利服务，无所不在的贪污和腐败在肆意侵吞和挥霍国家与人民的财产，而纳税人却无权监督制约的制度。就是说，纵容和保护腐败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特色。
当我们看清楚了这种特色的本质后，结论就也就清楚了……
张辉：鸡毛信事件是中国民主进入动员阶段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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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 12:54
中国农民太天真了，以为真的可以分到土地，以为真的会有自己掌握土地的日子，结果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潮中跟着中共闹了革命。中国农民太善良了，刚刚分了地，就被裹胁进合作化运动的大潮中，又失去了土地。中国农民太可怜了，本以为包田到户就可以发财致富，摆脱贫困，却不想最终又成了改革政策的弃儿，被所谓的改革抛弃了。
中国有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由来已久，学界称为“三农问题”。中国人太多，自古就是农业立国，如果追溯“三农问题”的历史，那就太长了，至少几千年，当然，至多也是几千年。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1927年之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忙于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主导下在折腾“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937年之间，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黄金十年，但在这个“黄金十年”里农民几乎看见什么黄金；1937年-1945年之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管制下的全中国忙于抵御外辱，农民成了被忽略的一个阶级，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1946年-1949年，国共两党开动战争机器进行内战，中国农民又成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为了摆脱受害的命运，选择了中共开辟的道路，成了推动中共成功建政的基本社会力量。
1949年-1978年，全中国都在被翻来覆去的政治运动所折腾，中国农民也在所难免，于是，中国农民又为中国历史付出了巨大的血泪代价。饿死了多少？据说3600多万，准确数字不详，据说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泄露。但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农民通过“剪刀差”外的大剪刀，被切去了很多财富，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1978年整个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左派朋友看来是成绩巨大的，但这个巨大成绩的背后，是中国农民在用史无前例的苦难做支撑。抛开拖拉机和“农业学大寨”的时髦口号，1978年的时候，中国农民吃的、穿的和住的，究竟比宋朝强了多少？
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的2008年，中共在邓小平先生的主导下开辟了一个改革时代，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首批受益者。但是，好景不长，在1984年之后，农民又成了改革的尾巴和牺牲品。据民间专家统计， 邓式改革30年来，剪刀差、农业税和土地非法征用，仅这三项就剥夺农民30万亿。现如今，农民非常危险，农村非常危险，农业非常危险，“三农问题”成了影响中国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流民成灾，他们叫“失地农民”和“农民工”，而不叫公民；农村空巷，年轻农民背井离乡，去办暂住证，混迹在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农业凋敝，森林遭到砍伐，黄土失去植被，河流受到污染，土地大量荒芜，水利设施被闲置或者破坏。
岛国日本有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人口大国印度有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为什么惟独中国有这样严重的“三农问题”呢？因为中国有农民，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二等公民”，因为中国的公民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政府的土地上，失去了更多更平等的创业机会，而土地又不是他们的，他们没有法治下的自由处置权和自由经营权，他们不能在自由处置权和自由经营权中得到完全的土地收益，这是问题的核心之一。有学者说，“三农问题”，根本是土地问题，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完全没错。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了21世纪，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都已经转为现代农业，农村成了现代农场，农民成了现代公民，但中国大陆的“三农问题”依然和几百年之前的状况在实质上相似，问题之所以出现，果然如当局所宣扬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土地少而农民多吗？不是。河南的农民多，但土地并不少，但河南出现了“三农问题”，而河南人口并不多于日本人口，河南土地也并不少于日本土地；上海土地少，农民也少，这个又与纽约类似，但纽约并不存在“三农问题”；甚至连地广人稀的新疆和西藏也有所谓的“三农问题”，所以，“三农问题”之所以存在并日益严重起来，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
中共问鼎政权60年了，实行“邓式改革”也30年了，每一年中共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毛泽东号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农民革命家，邓小平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但60年缓解不了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显然是有根本性的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论毛的土地改革还是邓的农村改革，都不是出于农民做为社会公民的权利需要，而是出于党的统治需要。在中国大陆，一切政策决断的来源不是人民的选择，因为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相反，中共一切政策的缘起，都是出自内部权力转移的需要和政权稳固的需要。胡锦涛先生最近迫不得已地提出要搞什么土地流转，然后又雷声大雨点小，这结局也和中共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政权稳定有关系。权力不是出自人民，不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早已被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中国农民的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其实已经没有别的路了，只有走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路，只有走公民社会的路。这一点，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原来眼睛不太明朗的人现在也看出来了。所谓学界，所谓精英，如果还在跟着无聊政客摸石头过河，如果还在继续说胡话，那真是昧了良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道理，连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看出来了。
今天早上，本人收到河北省保定市代庄农民的一封鸡毛信，信中反映：代庄村民的数百亩土地在承包给陈、赵和张三人20年后，合同已经完成，但陈、赵和张三人在公权力的暗中支持下，拒不归还村民土地，还变本加厉地企图继续与村委会签定新的承包协议。而这时，代庄村委会早已名存实亡，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担任村委会主任这个职务了。
承包代庄土地的陈、赵和张三人被农民在鸡毛信中称呼为“土豪劣绅”，暗中支持陈、赵和张三人的公权力被称为“官宦”。代庄农民为了收回土地，为了表示对“官宦”的蔑视，放弃了传统的以上访为基本手段的维权方式，而直接发出了5000封鸡毛信表示自己的力量。发出鸡毛信的农民还暗示，这5000封信只是首批，以后还会发出多少，那就不得而知了。同时，农民在鸡毛信中援引了《宪法》第40条的规定，伸明了自己行为的正义性。
首先，鸡毛信来自抗日电影，描述的是中国农民用鸡毛信传递抗日消息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的投降做为大结局。中共建政60年之际，鸡毛信又出现了，发出鸡毛信的依然是中国农民，那么，这一次中国农民显然不是在驱逐日本侵略者，他们究竟想驱逐谁呢？鸡毛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们要驱逐的是“土豪劣绅”和无良“官宦”。另一方面，中国的执政集团也应该自问，是什么导致农民回到了60多年前了呢？。
其次，鸡毛信声称，农民尝试过用其他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找过律师，想走法律解决的途径，但律师告诉他们，涉众的土地案子法院一般是不受理的；他们找过记者，企图用公众舆论施加压力来解决，但记者告诉他们，涉众的土地案子媒体一般是不予报道的。律师和记者这样回答农民，在文明国家一定会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但在中国大陆不是笑话，只会使人习以为常。联想到长期以来众多爱滋病患者的案子和呼声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予报道；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众多毒奶粉患者的案子和呼声法院不予受理，媒体不予报道，中国人想不习以为常也得习以为常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是依靠规则的，要依靠道德环境里的规则，也要依靠法律环境中的规则。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是社会共器，它们已经异化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并美其名曰：中共党的利益至上，法律至上的原则要排在党的利益后面。法律排在了统治利益的后面，那么法律和各种社会规则自然也就成了统治者的玩物了，那么被统治者也就想到了用鸡毛信维护自己权利的这样一种方式了。
当统治者连起码的规则都抛弃的时候，被统治者也即将会抛弃规则，当被统治者抛弃规则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基本经验，已经被血和泪水所证实。下一步，中国将向那里去，短期内显然有各种不明朗的前景，但从长期的走向看，不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道路显然已经不行了，不走公民社会的道路显然已经不行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还有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已经折腾了100年。在这100年中，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曾经被扼杀过多次，有时候是因为内战，有时候是因为抗战，有时候是因为动乱，历史的责任该由谁承担，历史自然有个说法。1978年开始的邓式改革无论当局的意图如何，实际上已经开辟了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这个道路很坎坷，有过流泪，有过流血，有过枪声和坦克。但是，中国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觉悟已经成长起来了，中国的“公民”也已经开始有了公民的做派了。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道路，就是中国民主的道路。1978年-1984年，是在中共主导下开始启蒙的，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属于启蒙式民主阶段，这个阶段，中共当局功不可没；1984年-1989年，体制内外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这个阶段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属于反对式民主阶段；1989年-2008年，在经历了一场血腥之后，中国人学乖巧了，开始用各种方式参与社会进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这个阶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属于民间主导的参与式民主阶段；2008年，人们大喜大悲以后，痛定思痛，那些敢于努力的人，已经在经意不经意间开始为中国民主寻找另外的出路了，已经有了动员的迹象了，于是，今后的阶段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将属于民间主导的动员式民主阶段。
回过头了继续说鸡毛信的问题，鸡毛信的意义究竟在那里呢？我想了有想，鸡毛信的意义就是它见证了中国农民学会了独立，意识到了自己独立的公民身份，鸡毛信的意义就在于它预示了动员式民主即将到来的信号。当千百万中国“公民”参与到公民行动的动员之中，我们说，这个社会快有希望了。
（本文首发《公民月刊》）
http://www.gongfa.org/blog/html/18/2518.html